随后，9月13日，
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应对这场奶粉危机。
截止到2008年底，2240万儿童接受了筛查，累计报告患病儿童29.6万人，
住院治疗52898人。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庞贝城不在一天之内建成，但毁掉它，一场火山喷发便已足够。
“三聚氰胺事件”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把中国经营多年的奶粉产业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从那之后，中国奶粉市场便成了外国品牌的天下。
中国家长对国产奶粉的信任感荡然无存，直到今天，
“三聚氰胺”依旧是国产奶粉身上撕不掉的标签。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违法添加三聚氰胺」会成为奶粉行业的潜规则呢？
今天咱们就来全面复盘14年前的毒奶粉事件。
绝望的父亲
2008年，北京一位名为郭利的父亲带2岁的女儿去医院检查，
发现女儿“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这是肾脏中毒的特征。
很快，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郭利，女儿不幸患上了双肾结石。
郭利拿着一纸诊断书犹如晴天霹雳。
此时，奶粉安全问题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
郭利对于女儿为何会遭受这场无妄之灾的原因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他拿着家中还剩的几袋施恩奶粉，自费去做了检测，
结果发现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超标130多倍。从此郭利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郭利1974年生于北京中产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从事外事翻译工作，
母亲做行政秘书。从小郭利的英语就非常好，尤其是口语。
成年后，郭利从事英语和德语的同声传译工作。
21世纪初，年薪就高达百万。2006年，郭利的女儿出生了。
中年得女的郭利，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女儿。
他特地挑选了声称“奶源100%进口”的施恩牌奶粉。
施恩奶粉是雅士利集团旗下的品牌，当时在高端配方奶市场独占鳌头。
郭利是个较真的人，发现施恩奶粉三聚氰胺严重超标后，
他甚至亲自跑到美国去调查背后的真相。
结果发现所谓的“进口奶源”根本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雅士利在美国只是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没有生产设施，更没有员工，
美国公司的地址不过是一个废置的车库。
郭利将收集到的证据抛给了媒体，一时间施恩奶粉成为众矢之的。
为了挽回声誉，雅士利集团被迫公开道歉，
并在2009年6月13日和郭利签订协议，赔偿了郭利40万元。
郭利本以为这场风波就此结束，可没想到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郭利的采访片，
题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影片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
虽然郭利接受采访是在与雅士利签订和解协议之前，
但这期节目依然被雅士利认为是郭利在拿到40万赔偿后旧事重提，
想继续利用媒体制造负面新闻。
4天后，郭利接到了雅士利的电话，对方竟然提出可以再次赔偿，
还说连雅士利的老总也想见见郭利。郭利没有想太多，就去面谈了。
谈的过程异常顺利，雅士利公司甚至还鼓励郭利找各种理由多要赔偿。
就这样，双方再次签署了300万的赔偿协议。
协议虽然是在北京签的，但雅士利公司要求在杭州交割赔偿款。
然而，这边郭利一到杭州就被警方带走了。随后郭利以“敲诈勒索罪”被起诉。
郭利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圈套了。
2010年1月，潮安县法院一审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郭利不服，提出上诉。
次月，潮州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郭利的上诉，维持原判。
在这个过程中郭利的律师张燕生为他四处奔走。
张燕生曾经做过法官，重要的是她为人正直、刚正不阿，
她后来还担任了念斌投毒案的代理律师。
但是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雅士利的老板张利钿当时可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随手给司法部发了一封信，要求司法部查郭利的代理律师张燕生，
说这个女人故意散步对我司的不利的言论，煽动媒体，还给张燕生扣了一顶大帽子：
危害国家安全。司法部一看这得查啊，可查来查去，没查出来张燕生的问题，
反倒是郭利案疑云重重。中央知会了广东省高院。
2011年，广东省高院指令潮州市中院再审此案。
可潮州中院再审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
郭利在监狱里拒不认罪，一直坚持维权，被认为是不愿悔改，
结果一天刑都没减，坐满了5年牢，于2014年7月22日被释放。
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郭利只是数十万毒奶粉受害者中的一个。
他控诉的雅士利集团也只是那场三聚氰胺风波中的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当时奶粉产销量连续十五年保持中国全国第一，
市场份额高达18%的乳业巨头三鹿。
大厦崛起
1942年，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一名女婴呱呱坠地。
父母给她取名田文华，而她就是后来亲手将三鹿推向巅峰，
又拉进深渊的三鹿集团董事长。老田家一共有七个子女，田文华排行老二，
从小勤奋好学，是众多子女中最上进的，也是最有出息的。
田文华小时候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但奈何家里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钱供她读书。
最终田文华上了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一名兽医。
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牛奶厂，负责给奶牛看病。
而在这个石家庄牛奶厂正是三鹿的前身。田文华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
在牛奶厂工作兢兢业业。
1983年，她被提拔为副厂长。
恰逢此时，国家出台了一项奶粉配方母乳化的课题研究，
田文华很快就嗅到这背后的巨大商机，在厂长的支持下，
当时的石家庄牛奶厂顺利地拿到了这一课题。
很快，牛奶厂被原国家轻工部列为了“母乳化奶粉”定点生产企业。
“定点”两字，意味着只要母乳化奶粉研发成功，将来订单是不用愁的。
1987年，石家庄牛奶厂原厂长退休，45岁的田文华被推举为新厂长。
上任后，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她将牛奶厂改名为“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并开始了她的超级品牌打造之路。
1993年，历时10年三鹿终于成功研制出了能够代替母乳的婴幼儿奶粉。
该配方奶的批量生产使三鹿集团的业绩一路高歌猛进，
在当年就登上了全国奶粉龙头企业的第一把交椅，并且15年蝉联销量冠军。
1995年，三鹿奶粉的推广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
三鹿成为了所有奶粉企业中第一个在央视投放广告的。
不仅如此，三鹿还首创了“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城乡结合的经营模式，
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推广。
奶牛养殖是整个奶业产业链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
但养殖厂的建设和运营投资规模大、见效周期长，一直都是奶粉企业的巨大负担。
这种情况下，田文华首先采取了“轻资产”的策略：
将奶牛卖给有养殖经验的农民，农民把牛养肥了，再把奶卖回给三鹿。
对于那些买不起牛的农民，三鹿会很大方地把牛“送”给他们，
但是让农民用牛奶还债。为了方便收购来自各个散户奶农的牛奶，「奶站」应运而生。
农民只需要把牛带到附近的奶站，那里的工作人员会使用挤奶设备高效采集牛奶。
就这样，一条从奶农到奶站，再到乳品企业的供应链形成了（奶农-奶站-乳企）。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之下，乳品企业不需要耗费资金建立牧场，
也不需要聘请专业人员来喂养、照看奶牛，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奶农也有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
看似双赢，但这条供应链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缺乏监管。
这也为之后的毒奶粉风波埋下了伏笔。
1998年，田文华被评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后来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企业家称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2005年8月，三鹿被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的品牌之一”。
2006年《福布斯》杂志评选“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三鹿是乳品行业中的第一名，
品牌价值高达149亿人民币。
同年6月，新西兰最大乳制品企业恒天然，认购了三鹿43％的股份，
成为了三鹿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三鹿也摇身一变，从一家民族企业成了有国际背景的中外合资企业。
2007年三鹿被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
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同年9月2日，央视播出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
号称记者带着疑问深入三鹿10多天，
全面了解了三鹿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出厂的整个过程。
节目中，时任三鹿集团副总裁王玉良自豪的说道：
我们的检测项目加起来超过1100项，奶粉的质量就是婴儿的生命，也是企业的生命。
王玉良绝对不会想到，央视这档节目播出仅一年后，他就被啪啪打脸，
三鹿这座帝国大厦轰然倒塌，毒奶粉风波席卷全国。
但事实上，早在风暴来临的4年前，2004年，危机就已初现端倪。
初现端倪
2003年5月起，安徽省阜Fù阳市农村地区相继发现婴幼儿头部肿大、体重减轻、
低烧不退的怪象，经有关部门检查都是食用了劣质奶粉而重度营养不良所致。
此次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12名婴儿被营养价值还不如米汤的奶粉夺去了生命，
229名婴儿因为营养不良成了“大头娃娃”。
2004年4月安徽省有关部门公布了一份伪劣奶粉企业黑名单，
45家奶粉生产商出现在了黑名单上，其中就包括三鹿。
很快，各地执法部门责令三鹿婴儿奶粉退出市场。
但奈何三鹿有通天的本领，仅在黑名单公布4天后，事情就出现了大反转。
三鹿集团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声称他们的奶粉没有任何质量问题，
是阜阳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检测失误，误报了。
随后，阜阳市疾控中心向三鹿集团和媒体公开道歉。
阜阳市工商局、卫生局、消费者协会三家单位在道歉声明上盖章，
火速把三鹿撤出“黑名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以及卫生部四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三鹿奶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的文件，
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
从此，三鹿奶粉到底与大头娃娃事件有没有关系，成了一个无解谜题。
直到2020年，新华社海南分社副社长周立民发布的一篇题为
《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报道幕后 》的文章，
透露了这起事件背后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2004年时，周立民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一名记者，
他被称为是披露“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为祸之烈的第一人。
文章中，周立民说，三鹿之所以能在那次事件中能够全身而退，
是因为阜阳市政府感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
而施压的人正是到阜阳来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
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的郑筱萸。
2007年7月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死刑。
“大头娃娃”事件中的200多名受害婴幼儿，并没能唤醒三鹿集团的良知，
反而让他们尝到了自创的「掩盖真相」式的危机公关的甜头，最终酿成大祸。
大厦将倾
从2007年末开始，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
说孩子在喝了他们家生产的奶粉后，尿液中会出现红色沉淀物。
2007年11月，浙江泰顺县一位40岁父亲王远萍在超市购买了15包三鹿奶粉，
其中有儿童高钙配方奶粉，也有中老年高钙配方奶粉。
王远萍的女儿13岁，孩子在喝了奶粉之后开始感觉不舒服，
腹泻、小便里有淡黄色颗粒。起初王远萍觉得只是偶然，但后来发现，
孩子只要不喝奶粉就没事，一喝奶粉就有症状。
王远萍以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他拨打了三鹿奶粉的服务热线，
厂家让王远萍邮寄两包未拆封的奶粉送检。
可没想到检测结果竟然是这些奶粉都是真货，而且质量没有问题。
但这奶粉明显不对劲啊，王远萍开始心里打鼓。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
王远萍从电视上看到三鹿集团捐赠了价值900万的奶粉给灾区的孩子。
5月20日，王远萍在天涯论坛发了一篇题为《这种奶粉能用来救灾吗？》的文章。
此帖正式撕开了黑暗真相的一角，不到几天功夫已经有数十万阅读和几千条留言。
同时，帖子也引起了三鹿集团的关注。
帖子发出11天后，三鹿集团用价值2476元的四箱新奶粉作为“封口费”，
换得了王远萍的天涯论坛的账号和密码，帖子从此消失。
有网友给王远萍留言问他：楼主为什么不坚持?普通人和英雄就差一小步。
王远萍事后回应说，他当时知道奶粉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如果知道奶粉里被掺入了三聚氰胺，是说什么都不会同意删帖的。
从一家奶制品小作坊成长为品牌价值近150亿的大集团，三鹿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然而，从一个年销售额超过百亿的企业走向破产，三鹿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确切的说，从2008年5月，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现了问题的报告算起，
到9月12日三鹿被封，这100多天才是三鹿真正的生死抉择期。
三鹿公关门
2008年6月28日，甘肃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
收治了一名仅10个月大的肾结石患者。
孩子已经辗转了4家医院，3天无法排尿，全身浮肿。
之后的几天里，该科室又陆续接诊了13位相同症状的婴儿患者。
张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组织一些医护人员查明此事。
在对孩子父母一遍又一遍的询问之下，医护人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些患病儿童无一例外都喝着三鹿奶粉。张伟向医院紧急汇报了此事。
院方向当地主管部门上报的同时，也联系了甘肃省内以及北京的其他医院。
结果不少其他医院的专家也都重点怀疑是奶粉出现了问题，
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不仅是甘肃和北京，6月中旬以后，
湖北、河南、江西等地也陆续发现了患肾结石病的婴幼儿患者。
此时，三鹿集团内部也已经乱做了一团。
负责技术的副总裁王玉良调查后得知，他们所生成的奶粉中，
「非乳蛋白氮」含量严重超标。所谓非乳蛋白氮，就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不属于牛奶蛋白质的氮元素。三聚氰胺就是一种非乳蛋白含氮物。
王玉良随机想到，2007年初中国出口到加拿大Menu Foods宠物食品厂的
宠物食品原料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猫狗宠物死亡，随后中方紧急召回原料。
王玉良猜想他们奶粉中会不会也含有三聚氰胺。
2008年7月24日，三鹿集团将16个批次的婴幼儿系列奶粉秘密送往
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中心检测。
他们当然没有说，这是自己的产品，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东西。
8月1日下午5点，检测报告出炉：送检的16个批次的奶粉样品中，
15批次都检出了三聚氰胺。田文华召集管理层进行了紧急商议，
会议由当日下午6点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点。
然而，这场长达10个小时的会议的结论竟然是：
秘密召回有毒奶粉，同时封锁消息，控制媒体。
因为担心风声泄露，在三鹿集团内部，三聚氰胺和非乳蛋白氮都成了禁词，
分别用A物质和B物质来代替。
召回时，自然不会跟经销商说是奶粉出了问题，只说要更换产品包装、搞促销活动。
可不明真相的经销商们一点也不配合。
这就导致发现质量问题后，毒奶粉仍然在市场上流通。
另一边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指派了副总裁张振岭处理媒体事务，
常务副总裁蔡树维处理消费者事务。
后来一份名为“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的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据说这封信出自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信中他们给三鹿支了三大昏招。
第一，尽一切可能安抚本次事件中的消费者，确保当事人在1至2年内不再提及此事。
第二，花300万余与百度签订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删除权，控制舆论。
第三，以攻为守，搜集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的负面消息，以备不时之需。
可没想到百度这次居然硬气了一回。
他们大客户部经理以该提议违反了公司规定以及信息公正、透明的原则，拒绝和三鹿合作。
此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媒体开始报道，婴幼儿得肾病可能是因为喝了劣质奶粉，
但没有人敢把矛头直接指向三鹿。
2008年8月30日，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
在抢救了一名生命垂危的患儿后再也坐不住了，
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救孩子们。9月初
张伟给《南方周末》报社写了一封题为
《想找一名对结石宝宝事件感兴趣的记者》的信，
信中张伟说道：这是比曾经的阜阳‘大头婴儿’事件更为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
希望新闻界参与调查，尽快阻止更多的孩子发生类似的悲剧。
在写这封信之前，张伟的妻子劝他说：你一定会惹大麻烦的，
你可能再也当不了医生了。张伟说，要是当不了医生，我就去医院门口摆摊。
事实上，《南方周末》此前已经收到过多条类似线索，正在全国多个省份调查三鹿奶粉。
张伟后来又找到了《兰州晨报》爆料。
9月8日，《兰州晨报》发布了一篇题为“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
疑因食用同品牌奶粉”的报道。这篇报道迅速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
9月11日，《东方早报》的调查记者简光洲发布文章
《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皆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简光洲记者也是第一个指名道姓说出三鹿名字的。虽然文章之中有一个“疑”字。
但人们深知面对如此重量级的企业，若不是报社有充分的证据，
是万不会暴露“三鹿”名字的。
一时间，舆论哗然，人心惶惶。
此前人们早已知道市面上销售的奶粉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但万万没想到有问题的品牌竟然是三鹿。
迫于多方压力，三鹿终于藏不住了。
9月11日当晚，他们面对媒体，推卸责任说，是奶源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
要求召回2008年8月7日前出厂的700吨奶粉。
讽刺的是，就在9月11日当天早上，三鹿传媒部长在接受《兰州晨报》采访时，
还拍着胸口表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想到，不过几个小时，这话就被打脸了。
另外，根据新西兰政府的说法，三鹿最大的海外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
从2008年8月初得知奶粉出现问题后，
便向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要求召回三鹿集团生产的所有奶粉，然而地方官员置若罔闻。
一个月的交涉无果后，恒天然只好向新西兰政府和时任总理海伦·克拉克报告。
9月5日，海伦·克拉克绕过地方政府，直接一通电话打到了中国国务院。
至此，毒奶粉的臭名彻底走出了国门，成了一起国际事件，中央开始严查此事。
从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到2008年的婴儿肾结石，三鹿集团始终都没有明白，
「查明真相，尊重事实，及时纠正错误」才是危机公关的不二法门。
但是话说回来，当时市面上的奶粉中为什么会被加入大量三聚氰胺呢？
这还要从奶农-奶站-奶粉生产企业这条供应链开始说起。
三聚氰胺
我们知道蛋白质是所有生命的基础物质，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婴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出现器官发育迟缓、
四肢短小、身体瘦弱、脑袋偏大等症状。
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就是因为劣质奶粉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所导致的。
后来相关部门开始使用「凯氏定氮法」来检测奶粉中蛋白质的含量。
蛋白质由碳（C）、氢（H）、氧（O）、氮（N）、硫（S）五种元素组成，
其中硫（S）的比例比较低，只有0.3%~5%。碳C（50%~55%）、
氢H（6%~8%）、氧O（19%~24%）元素的比例虽然高，但这些元素实在太常见了。
糖和脂肪里到处都是，所以人们一般用氮元素的含量来反推蛋白质的含量。
搞清楚了检测方法，就有人开始钻空子了。
既然你光测氮元素，那我随便掺点含氮量高的东西，不就能冒充蛋白质了吗？
于是，不法分子就盯上三聚氰胺。三聚氰胺的含氮量高达66%，
最重要的是它常见、便宜，白色无味，跟奶粉长得差不多。
而且没有被放进国家标准，不在乳制品的检测名单里，能轻松蒙混过关。
所以三聚氰胺又被叫做“蛋白精”，是乳制品产业链里，不法分子们心照不宣的秘密武器。
对于成人来说，三聚氰胺的毒性并不大，摄入人体后，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但对于泌尿系统还很脆弱的孩子来说，三聚氰胺就成了莫大的风险。
刚才我们说道，田文华成为三鹿的一把手后，首创了“奶牛下乡，
牛奶进城”的经营模式，后来蒙牛、伊利等各大乳品企业也都纷纷效仿。
但缺乏监管机制使得奶站几乎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带。
随着乳制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尤其是2007年金猪年，全国有2200万个猪宝宝出生，
对奶粉的需求大幅提高，抢奶现象愈演愈烈。
供不应求、加上没人监督，奶源质量随之失去了保障。
不法分子为了提高收入，开始在奶源里兑水。
兑水后的牛奶蛋白质含量自然不达标了，怎么办呢？加三聚氰胺。
对于这样的做法，包括三鹿在内的大批乳品企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奶源成本，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奶源紧张的问题。
当时为了打开农村市场，三鹿把奶粉的零售价格压到了18元一包（400克）。
那些以为买到“物美价廉”奶粉的贫困父母，万万没想到，自己给孩子吃的竟然是“毒药”！
东窗事发后，三鹿集团只是一味强调奶农、奶站、奶源等外部原因，
对公司内部的问题毫无反省、只字不提。
就这样，奶厂说是奶站的问题，奶站说是奶农的问题，奶农又说草有问题，
草表示：我是真的无辜啊！“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
在三鹿等乳品企业的带领下变成了“每天一斤奶，结石中国人！”
最夸张的是，因为当时国内并没有关于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的检测标准。
2008年8月初，三鹿集团中一个来自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的郭姓董事拿出了一份
欧盟的检测标准。该标准称根据体重来衡量，
成人每公斤体重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
他们就自行推算，认为奶粉中每公斤三聚氰胺含量只要不超过20毫克，
婴幼儿食用后不会出现问题。
从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三鹿集团又继续生产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吨。
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元。
迟来的审判
2008年9月12日，《东方早报》的报道发布后的第二天，三鹿集团被勒令全面停产。
9月13日，国务院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
对市面上所有婴幼儿奶粉进行全面检查，将不合格的奶粉通通下架。
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检查结果。受检的109家企业，有22家的奶粉都查出了问题。
除了三鹿，还蒙牛、伊利、雅士利等多个知名品牌。
其中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最高，达到了每公斤2563毫克，
其他品牌在每公斤0.09-619毫克之间。
离谱的是，根据《济南时报》的报道，出口的婴幼儿奶粉中均未发现三聚氰胺。
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乳制品也未检出三聚氰胺。
之后，22家责任企业共筹借资金9亿多元，按照死亡、重症、一般治疗三种情况，
分别给予患儿以及家属20万、3万、和2000元的一次性赔偿。
2008年12月31日，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站在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当时66岁的她，从企业家的神坛跌落成了让无数家庭谈虎色变的乳业界罪人。
2009年1月22日，田文华因“知毒卖毒”，
且没有阻止毒奶粉的生产和销售，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鹿集团前高管王玉良、杭志奇、吴聚生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5年、8年及5年。
涉嫌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奶源的几名奶农中，
张玉军、高俊杰、耿金平三人被判处了死刑。
薛建忠被判无期徒刑，另外还有三名奶农被判了5~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三鹿集团作为被告企业，因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被判处罚款4937万余元。
2009年2月12日，三鹿正式宣告破产。
2010年7月6日，联合国食品标准机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做出最新规定，
三聚氰胺在婴儿配方奶粉中的最高允许含量为每公斤1毫克，
在其他食品和动物饲料中的最高允许含量为每公斤2.5毫克。
田文华在终审法庭上曾经潸然落泪地说道：“我愿意接受一切法律制裁。”
然而，再多的眼泪和忏悔，都不能让三鹿起死回生了，
更无法挽回30万孩子的生命和健康。
后记
如今14年过去了，当初勇敢向媒体曝光的泌尿外科主任张伟依然还是医生。
第一个把矛头指向三鹿的调查记者简光洲，2012年8月30日，
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这样一条动态，离开了东方早报。
他说：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为了当初的那份纯真的理想。
好吧，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而田文华在河北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先后获得了三次减刑。
第一次在2011年，由无期徒刑被改判为19年监禁。
第二次2014年，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被减刑1年9个月。
第三次2016年，再次获得1年半的减刑。如果之后不再减刑，
那么最快田文华将在2027年出狱。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患病儿童及其家庭。
视频开头提到的郭利，在2014年刑满释放后，依然没有放弃维权。
多方努力下，2015年5月，广东省高院对这起被民间称为“三聚氰胺奶粉维权第一案”的案件
做出了再审决定，并同时决定由广东省高院直接提审此案。
2016年8月8日，再审开庭时，郭利没请律师，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请不起律师了。
5年的监狱生涯，让曾经意气风发的郭利感到与时代脱节。
一条腿还患上了周围性神经系统损伤，走路不便。
出狱后只能靠低保和残联的补贴生活。女儿因为一直由妈妈抚养，也跟他不亲了。
郭利曾经画过这样一幅画，画中他牵着女儿走在维权的路上，背后贴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家？无家可归者。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广东高院再审认为：从本案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
不能认定郭利的行为性质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郭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也不足以证明郭利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
2017年4月7日，郭利被改判无罪，法律终于换了他一个清白。
但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郭利只是无数受害者家庭的冰山一角。
曾有媒体回访当年毒奶粉事件中，最早曝光的患儿，
一对来自甘肃岷Mín县一个贫困之家的孪生兄弟，王鹏和王贺。
由于价格便宜，两个小孩当时足足吃了七箱的三鹿奶粉。
经过多次治疗后，两个孩子总算是把肾病治好了，但也留下久久不愈的后遗症。
个头比同龄孩子要矮很多，饭吃得少，抵抗力差，
至今还有尿不尽的毛病，动不动就生病，家里的药从没断过。
另一名湖南的患儿任辰，2008年时只有3岁，被确诊双肾多发性结石，伴随肾积水。
2013年，任辰的病情突然恶化，做了肾透析治疗。
如今他还是每一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平常必须严格控制饮食，不能做激烈的运动，
不能喝过量的水，否则肾脏会负荷不了。
有时候，心情低落的任辰也会忍不住责怪父母，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受苦。
面对孩子的“质问”，两个大人心碎了一地，只能默默流泪。
在这场食品安全灾难中，倒下的还有国人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国民不敢买国产奶。
毒奶粉事件应该成为所有食品企业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有一句话，三鹿集团前高管王玉良说的没错：产品质量是婴儿的生命，也是企业的生命。
当一个企业不把消费者的生命当人命时，企业的寿命基本也就走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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