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一个女学生背对着洗手台半蹲着。
两条毛巾被系在了一起，毛巾的另一端被挂在了水龙头上，女学生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这名女学生名叫杨元元，是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在读研究生。
洗手台距离地面不足一米，只要她有一丝生存欲，
随时可以站起来重回生门，但她却没有这么做。
14年前，这起案件轰动全国，央视进行了2次专题报道。
有人将这起案件总结为「一个被剪断翅膀的女孩的一生」。
那么杨元元的翅膀究竟是被谁剪断的呢？
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研究生，
为什么会选择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杨元元事件。
知识改变命运1979年，杨元元出生于湖北省枝江。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杨元元的出生承载着父母深深的期待。
父亲给她取名人民币简称的「元」，
寓意着长大后可以飞黄腾达，「挣大钱」。
两年后，杨元元的弟弟出生了，
父母给他取名杨顺顺，希望他一生能平安顺遂。
一个元元，一个顺顺，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倒也其乐融融。
杨元元的母亲名叫望瑞玲，1953年出生于湖北宜昌市。
幼年丧母的她刚读完初中，就因时代原因，
被分配到湖北省的小县城枝江下乡。
被迫中断学业后，她始终对读书这件事耿耿于怀。
在望瑞玲看来，有文化等于有能力，多读书，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二十四五岁时，望瑞玲被分配到枝江404厂当工人。
那是一家长江边上的神秘兵工厂，
为海军大型驱逐舰生产动力装备。
很快，望瑞玲与厂里的一位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相恋了。
这位工程师便是杨元元和杨顺顺的父亲。
虽然望瑞玲未曾向外界袒露过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如何，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二人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1985年，杨元元6岁时，悲剧悄无声息地降临到了这个小家庭里。
杨元元父亲因黄疸型肝病去世。
从此望瑞玲只能靠自己每个月几十元的工资养活两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令人欣慰的是，姐弟都很懂事。
有时望瑞玲给孩子们改善生活，会炒两个菜，一盘青菜一盘肉。
青菜端上来的时候，姐弟俩就默契地赶紧吃完，把肉留下，给母亲吃。
即使再艰苦，望瑞玲也从未有过让孩子们放弃学业的想法。
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她甚至说：
「只要他们两个学习好，我可以放弃一切。」
望瑞玲常常跟孩子们说
「你们爸爸是大学生，是工程师，以后你们也要像你们爸爸那样。」
还早早地就给孩子们定下了目标：
弟弟将来去北京，姐姐将来去上海。
姐弟俩倒也争气，从小学习就名列前茅。
除了学习，杨元元还帮母亲照顾弟弟。
有一次弟弟过生日，母亲忙忘了，
元元就用平时一分钱一分钱攒出来的零用钱给弟弟买了一包瓜子当礼物。
在杨顺顺的回忆中，失去父亲后，
是姐姐和母亲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或许是因为从小生活在逆境中，杨元元的性格特别要强，
尤其在学习上，始终保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中学时期，即使是她的好朋友取代她考了年级第一，
她都会感到非常失落，然后更加努力学习超越对方。
而她唯一柔软的一面，都留给了母亲。
因为知道母亲的含辛茹苦，杨元元非常听话孝顺，也不允许外人对母亲有所置喙。
在面临人生中的几次重要选择时，杨元元都任凭母亲替自己做主。
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
杨元元想去大连海事大学，学海商法，将来做律师。
小时候，杨元元就向母亲提到过她的律师梦。
有一年，当地某个领导家的孩子，
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杨元元的「市三好学生」荣誉。
从那之后，杨元元就立志要读法律，为穷人作主。
可母亲望瑞玲却认为，
这梦想太不切实际，不如学好就业的经济专业。
望瑞玲想让女儿去武汉大学商学院读书，
并给出了一个女儿无法拒绝的理由：去武汉可以省些路费。
杨元元也数次求过母亲让她圆梦，但望瑞玲再次反对后，
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杨元元还是在高考志愿上
填了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
然而，上大学后，杨元元才发现，
高考根本就不是努力的终点，前面等着她的是更高的山峰。
因为家里无法一次性拿出上千元的学费和住宿费，
杨元元申请了助学贷款，并且从大一起就开始身兼数职，打工还贷。
家教、零工、学校食堂，只要是大学生能做的工作她都做过。
为了拿到武汉大学1000元的奖学金，
杨元元每节课必坐第一排听讲，四年来一直保持着好成绩。
大一时，她还积极争取入党，做过团支部书记。
但到了大二大三，生活的重压挤掉了杨元元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
同学们对她的记忆都越来越模糊。
不过，对母亲，杨元元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所以在望瑞玲眼里，女儿一直都是那个性格开朗，
团结同学，能力极强的三好学生。
2001年，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也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环境科学系。
而这一年，也成为了杨元元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病态共生除了弟弟杨顺顺也考上了武汉大学，
2001年，杨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母亲望瑞玲工作的404厂突然计划搬迁到宜昌市区，
职工住房不再是免费分配，而是需要拿3万5千元内购。
这笔钱对于望瑞玲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拿不出钱买房，又不愿在宜昌市区租房，
等厂搬迁完毕，望瑞玲不仅会失去工作，更会变得无家可归。
此时，望秋玲心生一计，她向杨元元提出要到学校与她一同居住。
她对女儿说：「你和弟弟都来到大城市了，我也想来见见世面。
反正我也没有地方住了，不如就去你宿舍，
和你一起住吧，这样也能节省一大笔费用。」
杨元元听后，向母亲表示，
让她先等待一段时间，她需要先向学校申请。
但望瑞玲并没有给女儿思考的机会，她直接辞掉了工厂的工作，
大包小包拿着所有行李，来到了大三女儿的宿舍。
母亲的先斩后奏让杨元元感到十分惊讶，但也无可奈何。
就这样，母女俩挤在宿舍一张90厘米宽的单人床上，
开始了长达8年的共生生活。床太窄，母女俩就侧身而卧。
白天杨元元去上课，
望瑞玲就在寝室里接一些织毛衣之类的零工。
晚上学生们陆续回寝室时，
她就端着小吃和在外批发来的圆珠笔等小商品在寝室门口卖。
每天晚上九点半杨元元从图书馆回来后，
也会帮着母亲一起在楼下摆摊。
依靠这些小生意，望瑞玲一天能赚个十来块钱，
这些钱大部分都给了杨元元姐弟俩当生活费。
杨元元室友虽然从未抱怨过望瑞玲来借住一事，
但学校的宿管老师还是在查寝时，
发现了杨元元带着母亲同住寝室的事实。
宿管老师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挤得下一张床啊。」
出于同情，武汉大学让杨元元带着望瑞玲
住到了学生宿舍楼上空置的杂物房。
望瑞玲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对女儿的大学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地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杨元元曾经有过一段校园恋情，
但这段感情随着望瑞玲的到来无疾而终。
另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杨元元，
却没有拿到保研的名额，她认为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
后来，杨元元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了考研，但也失败了。
大学毕业后的杨元元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徘徊，路似乎也越走越窄。
理想与现实之间2002年，保研考验都失败后，杨元元开始找工作。
成绩优异的她原本对未来充满期待：
拿高薪、当领导、找一个工资至少3000元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
他们充斥着各地人才市场，
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
这一年对于经济学毕业生来说，尤其不友好。
当时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
再加上不知是清高还是内向，
杨元元每次参加招聘会，都是放下简历就走，也不主动和HR说话。
这就导致她连一份凑合的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毕业后，学校宿舍没得住了，杨元元就带着母亲，
在武汉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汉口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
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望瑞玲则在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摆摊补贴家用。
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跳蚤市场接望瑞玲的班，
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
那时的杨元元还是没有忘记高中时的法学梦，
看的书大多数是关于法学的。
房东李峰曾见过几次这对母女，
他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表示，
杨元元和望瑞玲母女的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
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
李峰主动提出由他出钱，把厕所修一修，
可母女俩却拒绝了，说嫌麻烦。
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时，有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
杨元元每次都表现得不太乐意，搪塞几句就走了。
家长们感觉杨元元有些自卑。
大学毕业后，「自卑」二字就像一根绳索，紧紧缠住了杨元元。
毕业后的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
几乎与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
她曾向表妹望妍表示，
希望自己奋斗出成绩的时候再和同学们见面，这样比较「有面子」。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
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
2005年，杨元元在事业上的最后一丝热情耗尽于一次创业。
为了证明自己，工作几年后，
攒下了一小笔钱的杨元元没有着急还助学贷款，
而是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份文艺杂志《花语》。
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模像样的办公室，
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又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考研上。
但连考三年，均失败。
此时的杨元元的杨元元已经二十八九岁了。
昔日的大学同学有的博士毕业，
有的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扎根，纷纷买车买房。
这些消息传到杨元元这里，
让她更加封闭，生活像苦行僧一样。
不化妆，不谈恋爱，也不交朋友，
一切需要金钱支出的活动都被她排除在需求之外。
像杨元元这样聚居在大城市里，
勤劳辛苦但依然收入很低的大学毕业生被称为「蚁族」。
他们眷恋大都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
然而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的转变、
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
杨元元曾向表妹望妍说，
自己就像《红楼梦》里的晴雯一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有些地方报道说，杨元元毕业后没能找到好工作，
是因为她没有还清助学贷款，
毕业时无法拿到双证（毕业证、学位证）导致的。
事实上，杨元元也确实拖到了2007年才付清了3640元的助学贷款。
不过她在刚毕业时，是有过两次当公务员的机会的，
那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第一次机会是回湖北枝江当公务员。
因为杨元元是重本毕业，属于高知人才，可以直接回乡分配工作。
可母亲望瑞玲的一句话彻底打消了杨元元回乡的念头，
望瑞玲说「宁愿在武汉扫大街，也不回枝江！
好不容易从小县城出来，哪有再回去的道理？」
第二次机会是去广西当公务员，
但杨元元和母亲都对这个地点不满意，觉得太穷、太远。
2007年，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拿到了保送北大直博的名额。
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这一年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
2009年4月26日四战考研的杨元元
终于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的公费研究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她抱着母亲望瑞玲喜极而泣，
嘴里呢喃着，「我们的好日子快来了。」
从小到大的法学梦想实现了，公费读研也解决了经济上的问题，
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杨元元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
谜一样的退场离开武汉前，关于母亲的去向，
杨元元与弟弟进行了一次讨论。
杨元元觉得，上海对她而言，是个人生地不熟的的地方，
如果把母亲也一起带过去，生活压力可能会很大。
而弟弟当时在北大读博，有一定收入可以保证母亲生活。
杨顺顺也很乐意把母亲接到北京。
可望瑞玲经过一番考虑后，
觉得跟着儿子生活不如跟着女儿方便，
最重要的是望瑞玲从年轻时起，就有个上海梦。
20岁的时候，因为单位工作调动，
望瑞玲在上海待过几年，她喜欢这个洋气十足的大都市。
即使回乡已经多年，还是常常想起南京路的繁华，
外滩的万家灯火，偶尔还能蹦出几句蹩脚的上海话。
亲戚曾经提醒望瑞玲，不要总跟着女儿，也要为元元的终生大事考虑，
可望瑞玲却说「现在三十好几没结婚的人多了。」
杨元元也表示，目前不考虑婚姻问题，等有了事业再说。
总之，2009年9月12日，杨元元带着母亲来到了新学校。
来上海前，她们曾对这个大都市充满期待，
理所应当地认为上海海事大学也会像武大一样，为她们提供住处。
到时候，杨元元勤工俭学，母亲望瑞玲打点零工，
生活就不会再紧巴巴的了。
然而，时隔7年回到校园，一切和杨元元想象的截然不同。
年龄差距，让她和同学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带母上学，让她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怪咖。
入学之初，杨元元就问过辅导员，
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宿舍。
辅导员建议杨元元给学校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
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杨元元在信中说
「这么多年来，我的背后是母亲一贯的坚持，
是她教会我乐观宽容，是她和我相依相守，四处漂泊。
恳请院领导能够体谅我家的特殊情况，
在多余的学生寝室为我的母亲安排一个位置，
让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
这份申请信递交后，一直到10月下旬，学校都没有给回复。
望瑞玲认为不回复就是默认了，
于是和以前一样，一直和杨元元挤在一张床铺上。
大约一个月后，杨元元同宿舍的室友主动申请搬到了另一间寝室。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望瑞玲声称，
室友并非对她们母女俩有意见，相反她们相处的很好的。
只是室友觉得她们母女俩挤一张床太辛苦，才主动腾出床位的。
从此，这件双人间宿舍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
不管室友是否真的和杨元元母女相处融洽，
她的搬离还是惊动了学校领导。
10月下旬，杨元元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
辅导员说校领导商议后决定，
还是不能让「校外人士」住在学校里，希望杨元元的母亲能离开。
但是考虑到她们的经济问题和家庭困难，
学校给杨元元安排了一个校内勤工助学的岗位，每个月有300多元的工资。
辅导员也热心地给她们提供了不少租房信息。
但这些房子不是合租的，就是房租太贵。
杨元元和母亲都想不通，双人房宿舍搬出去一个人，
里面还空着一张床，学校为什么就不能同意母亲一起住。
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学校是有规章制度的，
如果每个学生都来家长来上学，
那么学校是不是也得给学生建一座家属楼呢？
尽管已经收到了学校的逐客令，
但在找到合适的房子前，望瑞玲还是住在女儿的宿舍里，
她想的是只要学校不撵人，能住一天是一天。
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但这仅是对那些积累丰厚的上层精英而言的。
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艰辛也会在这里加倍显现，
犹如背上背了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
限令她在当天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
望瑞玲看到女儿神色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
随后母女俩就冒雨出去找房子。
因为学校地处偏僻，两人找了一天都没有着落，
最后杨元元不得不花100块钱带着母亲住了宾馆。
而这100元对于贫困的她们来说，相当于半个月的生活费了。
当晚，杨元元心疼的睡不着觉。
11月22日，母女还是没有找到便宜合适的房子，
这回望瑞玲不舍得再住宾馆了。
她顶着上海4度的低温，在学校大礼堂门口枯坐了一晚。
隔天早上，杨元元在操场上找到了正在打盹儿的母亲，又心疼又自责。
当时地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
杨元元看着母亲的样子，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她后悔没让母亲在宾馆多住一晚。
不过好在，当天她们终于在距离学校40分钟路程的地方
找到了一间廉价出租屋，月租450元。
母女俩连房子都没看，就迫不及待地租了下来，
晚上一入住才发现，竟是个毛坯房，里面没热水没电更没有家具。
毫无准备的母女俩只能在水泥地上打地铺过夜。
当晚，杨元元又是一夜没睡。
由于出租屋没有热水，11月24日早上，
望瑞玲偷偷跑回女儿的宿舍洗澡，被一名高姓的宿管发现了。
望瑞玲与宿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据望瑞玲所说，宿管骂她是乡下人，
还说你要再这样搞下去，你女儿连毕业证学位证都拿不到了。
11月24日晚上，杨元元和母亲一起回到出租屋。
那晚，她和母亲聊了很多。
不停地自责，说长这么大了，还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还说，「当年那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如今都混得比我好。
不是说知识改变命运吗？可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什么都没改变。」
杨元元罕见地在母亲面前释放出了负面情绪，
望瑞玲以为女儿就是跟她诉诉苦，
殊不知这已经是杨元元最后的悲鸣了。
11月25日上午，上课时从来都是抢第一排座位的杨元元旷课了。
她让妈妈陪她在操场上聊天。
望瑞玲说，此时女儿说话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
11月25日晚上，杨元元告诉母亲，
她得回宿舍跟同学们排练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望瑞玲只能一个人回到了出租屋。
杨元元并没有撒谎，她在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女主角朱丽叶。
排练时，同学们并没有发现她有任何情绪反常，台词背得也很流利。
11月26日早上7点，望瑞玲按照前一晚和女儿约定好的，
来到学校第三食堂，等女儿一起吃早饭，
可等了许久也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
于是，望瑞玲就跑到宿舍楼下喊杨元元的名字，但没有人答应。
和宿管沟通后，望瑞玲做了登记，进入宿舍楼内，
但在女儿居住的506号寝室门口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来开门。
望瑞玲又想，会不会女儿到出租屋找她去了。
于是就折回出租屋查看，但杨元元并不在那里。
望瑞玲又有返回学校。
就这样，折腾到早上8:45分，
学校保卫科的工作人员终于带着工具打开了杨元元宿舍的门。
房间内空无一人，洗手间的门反锁着。
望瑞玲透过门下面的百叶窗，看到了令她胆战心惊的一幕。
保卫科工作人立刻破开了洗手间的门，并对杨元元进行心肺复苏。
9点零5分左右，杨元元被抬上了救护车，
送往上海市南汇区中心医院。
但抵达医院后，医生发现，杨元元的心电图早已是一条直线。
在短暂的30年里，成长于单亲家庭的杨元元在现实的夹缝中，活得既要强又疲惫。
家里的困难，她从来都不会跟同学提起。
有亲戚接济她，给她钱，她也从来都不收。
表妹望妍还记得，有一次，她去找杨元元玩儿。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杨元元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忽然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地说出了那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在结束生命的前一天，
她还在担心会把话剧里的朱丽叶演得丢 人现眼，排练到深夜。
怪不得杨元元生前的一位好友总结说：
杨元元一生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
被剪断的翅膀事发后，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表妹望妍、外婆、舅舅、姑姑、
弟弟杨顺顺以及弟弟的女友7名亲属齐聚上海海事大学，向校方讨要说法。
望瑞玲非常愤怒，她坚信是校方咄咄逼人的态度促使女儿走上了绝路。
她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10月底的一天，校领导李书记曾经接待过她们母女俩。
李书记在了解了她们家的实际情况后，
竟然说，没钱还来读什么研究生，本科毕业了可以工作呀。
但上海海事大学宣传部部长彭老师却说，
校领导没有说出过这样的话。
但凡是有一点师德，
有一点职业操守的老师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另外，望瑞玲还指出，事发当天早上7:20，她感觉到女儿要出事，
曾要求过宿管帮她打开女儿寝室的房门，但被宿管拒绝了。
望瑞玲认为，如果当时宿管及时打开了房门，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2009年12月7日，也就是杨元元去世后的第10天，
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硕士女研究生真正死因》的帖子，
将矛头直指上海海事大学，
说这个学校太过冷漠，歧视农村人。
就是因为学校数次不留情面地驱赶望瑞玲，
才导致了杨元元的精神崩溃。
虽然海事大学很快发布了官方声明，
称数月来，已经极尽所能帮助杨氏母女，
事发后的急救和善后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但那篇网贴还是将海事大学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络上立刻形成了「挺校派」和「倒校派」2个阵营。
「挺校派」认为学校也是有规章制度的，
从来没有听说那个研究生读书是带父母的，
况且学校也没有义务照顾你母亲。
「倒校派」则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任何制度都应该在具体事件面前表现出来人情人性，
偌大的校园难道就容不下一个困顿中母亲的床位吗？
除了海事大学，舆论的另一焦点指向了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
有校友曾经语气激进地发帖，
直指杨元元是被她病态共生的母亲逼死的，
是母亲不愿斩断和女儿之间的脐带，控制她的生活，
才让不堪重负的杨元元被压垮。
还有不少网友纷纷指责在北大读博士的杨顺顺不主动分担姐姐的重担，
不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杨家明明有两个孩子，为什么母亲不跟着儿子过？
为什么杨元元在努力打工的时候，
杨顺顺可以谈恋爱，安心在北大做学术？」
根据央广网的报道，杨顺顺读博期间，
每个月有数千不等的收入，扣除生活成本，每年能攒6000元。
2008年时，杨顺顺的卡上有14000多元，
他还清了12550元的助学贷款，
后来又攒钱给姐姐买了一台6850元的笔记本电脑，
因为姐姐考研和工作需要。
杨顺顺曾向记者表示，姐姐去世前，他已经决定好了，
明年要把母亲接到北京，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姐姐和母亲。
他还打算带姐姐和母亲一起去海南玩一趟，这是他准备的惊喜。
杨顺顺说，「如果说我真的对不起姐姐，
只能说我后悔没有和她聊聊更深刻的话题。
或许我们谈过以后，就可以开导开导她，而不是让她一个人结束生命。」
不过，不少网友对杨顺顺的说词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杨顺顺计划了这个，计划了那个，
连旅游的预算都拨出来了，就是没有想到给妈妈的住处准备预算。
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杨元元离世时，
杨家的境况已经比1985年那个丧父的夏天好太多了。
两姐弟都已经还完了助学贷款。
母亲望瑞玲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从原来的400多元，涨到了937元。
杨元元和母亲望瑞玲共同的银行账号上，已经有了1万多元的积蓄。
但即使是这样，望瑞玲依然选择和女儿挤在学校宿舍里。
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的主持人曾子墨问望瑞玲，
「为什么不自食其力，而一定要依赖女儿生活？」
望瑞玲的回答是「我没有房子我住哪里，是我女儿要我一直跟着她的。」
曾子墨又追问，但你们404厂原来的家属区其实房子都还在，
有三分之一的职工都住在那里，你为什么不会去住？
望瑞玲说：「我为什么要去住，我跟你讲，
我在武大的时候，卖鸡蛋，卖茶叶蛋，卖藕片，
就一天晚上可以赚个十来块钱，十来块钱我儿子姑娘的生活费都有了。
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儿子姑娘的书就读不下来。」
曾子墨不解地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在老家也去打一些零工的话，
再加上退休金，也一样可以供孩子们上学。」
望瑞玲又辩解说「家里没有办法，农村没有人买这些东西的。
而且我的房子都封住了知道吧。」
除了临终前的那几个夜晚，
杨元元从来都没有向母亲抱怨过生活上的任何困难。
在望瑞玲眼里，女儿性格开朗，朋友很多。
当曾子墨说「有好多同学都评论杨元元，说她性格挺孤僻的。」
望瑞玲的反驳是「孤僻她怎么当上团支部书记？又怎么入党？」
这些其实都是杨元元大一大二时发生的事了，
那时望瑞玲还没有搬来学校宿舍与女儿同住。
她对女儿社交生活的印象，也永远停留在了那一时期。
杨元元一直给自己压力，逼迫自己上进，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以至于望瑞玲从未察觉到女儿已经快要崩溃了。
杨元元的表妹直言，姨妈是最不懂表姐的人。
心理学家武志红曾提出过「共生」一词，
指两个人无法离开彼此，即使有诸多不便，也要病态地、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杨元元和母亲望瑞玲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多年的忍受成了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又最终成了绞杀杨元元的精神羁绊。
杨元元把人生所有大事的决定权都交给了母亲，母亲就成了她的眼睛。
母亲能看到多远，她就只能走到多远的未来。
就像是一只被剪断翅膀的鸟，
明明可以飞的更高、更远，却只能呆在母亲的怀抱。
杨元元去世后，家属们曾向海事大学追要3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还要求学校道歉。
根据校方的说法，这笔3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中，
5万元是用来处理杨元元后事的，
另外的30万元用来给望瑞玲购置住房。
2009年12月15日，杨元元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校方同意给予16万的人道主义赔偿金，但拒不道歉。
在凤凰卫视采访的最后，曾子墨问望瑞玲，
「设想过你以后的生活吗，原来可能是想女儿过一辈子的，那现在呢？」
望瑞玲说「现在先一个人过吧，儿子也没有房子，
等他工作后肯定就跟他一起了。」
YouTube
会员
Facebook
头条号
西瓜视频
IG
Twitter
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