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儿异秉1922年10月1日，安徽省合肥县城的杨家大院里，数学老师杨武之喜得长子。当时，杨武之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所中学里教数学，于是便给儿子取名振宁。
杨振宁10个月大的时候，父亲杨武之获得了公费留学的名额，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之后的几年里，养家和教育孩子的重担，就全落到了杨振宁母亲罗孟华的身上。
罗孟华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却很识大体。杨振宁4岁时，就开始被母亲教着认字，5岁那年，已经可以认出3000多个汉字了。
1928年，杨武之学成归国，成为了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他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即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
杨武之为中国培养了无数数学人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是杨武之的学生。那时，留洋归来抛妻弃子，另娶新式女学生的人不在少数，但杨武之与发妻罗孟华的感情却很好。
几年后，杨振宁又多了4个弟弟妹妹。
1929年，杨振宁7岁时，他告别了安徽老家，随父母搬进了清华园西院19号，一间200平米的四合院。在清华园里，杨振宁度过了8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那里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教授，而他们的子女也成了要好的伙伴。杨振宁那时候特别喜欢往哲学系邓以蛰教授家里跑。
因为邓教授的儿子只比杨振宁小2岁，两个孩子又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所以关系特别要好。而邓家的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平日里，除了和小伙伴们在四合院里疯玩，杨振宁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扒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各类数学书籍了。
从上小学起，杨振宁的数学成绩就远超同龄人。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学题，在杨振宁眼中却是那么简单、生动、趣味无穷。
12岁那年，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时，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是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写的《神秘的宇宙》。
这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20世纪头30年里物理学界的一些重大革命：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
当时，小杨振宁虽然并不能完全看懂书中的内容，但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回到家里，他对父母说出了自己的理想：「长大后，我要拿诺贝尔奖！」
那天，杨武之在儿子的一张照片背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振宁似有异秉」。·
这样安稳有趣的生活，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宣告结束。由于北平不稳，杨武之便带着妻儿到来了昆明。
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都被迫迁往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教书。
杨振宁则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读高三，就于1938年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4年后，杨振宁取得了物理系本科学位。之后又读了研究生。
1944年8月，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和父亲当年一样，获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
在等待出国一年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教高一、高二的数学课。工作间隙，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跑到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和教授们讨论问题。
那时，一头扎在知识海洋里的杨振宁未曾注意到，在自己所带的班级里，有一位比自己小五岁、名叫杜致礼的女孩。
他也未曾想到，自己与这个女孩的缘分，将会跨越几万公里，持续半个世纪。
赴美留学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夏天，杨振宁踏上了远渡重洋的旅途。动身那天，全家都去送杨振宁，四个弟弟妹妹都哭了，母亲倒很坚强。
父亲一路把杨振宁送上了前往机场的公共汽车，挥手告别。几分钟后，父亲便被人群挤到远处去了。一上车，杨振宁就和一同前往美国的同学们聊了起来。
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子竟然都没有发动。此时，邻座的一个美国人示意杨振宁向窗外看，杨振宁这才发现，父亲依旧默默站在那里：痩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多年后，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肴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杨振宁在美国就读的是父亲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振宁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费米教授在这里执教。
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是一位既能动手做实验，又精通理论物理的「全能物理学家」，也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杨振宁本想跟着费米做实验，可费米所在的美国阿尔贡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当时还是保密机构，杨振宁不能进入。
不过费米把杨振宁推荐给了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物理学家，有美国「氢弹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就这样泰勒成了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
可杨振宁的动手能力着实不行，每每做实验都手忙脚乱，事故频发。以至于，同学们都编了一个顺口溜「哪里炸得乒乓响，哪里准有杨在场」
后来，泰勒建议杨振宁，不一定非要搞实验物理，也可以进行理论物理研究。此话一语惊醒梦中人。
数学基本功扎实的杨振宁，转向理论研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次华丽的转身。此后，他开始在学术界绽放异彩。
1948年，杨振宁顺利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当时普林斯顿研究所所长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69岁的爱因斯坦虽已退休，但依然坚持每天到研究所工作。
至今为止，对于杨振宁而言，「和爱因斯坦共事过」这件事情，仍旧是他人生中的一份骄傲。
杨振宁本来打算只在普林斯顿研究所待一年的，但一个女生的出现，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
1949年圣诞节，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一家中国餐馆里，邂逅了自己曾经的学生，杜致礼。
此时，距离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教书已经过去4年了，多年后，杨振宁回忆起这次相遇说：
「我并不知道杜致礼到了美国，我是无意中走进那家饭店的。早到或者迟到，都将错过与杜致礼的相见，可命运之神安排我们在那一天那个地点相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在那次重逢后不久，两个人就陷入了热恋。后来，普利斯顿研究所希望杨振宁能留下来继续工作，杨振宁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他在一篇论文的后记里曾深情地写道「最后我决定留下是因为我正在同杜致礼小姐谈恋爱，她在纽约读书，而我从普林斯顿乘车，到她那里只需要一个钟头。」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教堂举行结婚，那一年，杨振宁28岁，杜致礼23岁。
1951年，在杨振宁的举荐下，另一位物理学天才李政道也来到了普林斯顿研究所。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算是杨振宁西南联大的学弟，后来也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来美国求学。
上个世纪50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撰写了超过30篇论文，在一篇题为《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中。
他们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猜想，一举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中国人第一个诺奖。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宇称不守恒」呢？
上帝是个左撇子？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宇称」一词是描述「对称性」的，而对称性又是物理学中最基础的规律。
比如「空间平移对称性」是指，一条物理规律不会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你在美国做一个物理实验，和你在中国做一个物理实验，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在量子世界里，「宇称」描述的是粒子的空间反演对称，也就是说，一个粒子和「镜子中的这个粒子」遵循相同的运动规律。
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在篮球场上投篮，篮球划过一条抛物线进入篮筐。假设球场上有一面大镜子，镜中的篮球也一定会划过一条抛物线。
如果单看这条抛物线，我们会分不清镜中世界和镜外世界。所谓「宇称」，可以粗略的理解为镜中和镜外世界的「左右对称」。
而宇称守恒，就是「左右交换不变」。正是因为宇称守恒，我们很难定义绝对的左、右。
有人可能会说了，怎么说着说着连左右都分不清了？左手对应的就是左边，右手对应的就是右边啊。
可你细想，你的左手其实对应的是镜中人的右手，你的右手其实对应的是镜中人的左手。你冲镜子挥挥左手，镜子里的你挥舞的一定是右手，否则那就叫恐怖片。
但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就发现了，有时候镜子里的你挥舞的竟然也是左手，吓不吓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实验物理学家们喜欢用高速质子去轰击各种物质，然后记录产生的「奇异粒子」。θ粒子和τ粒子就是这样发现的。
从实验数据来看，θ粒子和τ粒子非常相似，它们寿命一样，质量一样，所带电荷一样，自旋方向也一样。
唯独不同的是，θ粒子会在β衰变中，变成2个π介子，而τ粒子会衰变成3个π介子。也就是说，θ粒子和τ粒子除了在弱相互作用下的衰变过程不同，其他性质完全相同。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难道说自然界真的存在两个双胞胎粒子吗？θ粒子和τ粒子离奇的相似性，也被称为「θ-τ之谜」。
对此，科学家们面临着2种可能的解释：A）认定θ粒子和τ粒子是两种不同的粒子，因为根据宇称守恒定律，同一粒子在β衰变中不可能宇称不同。
只是人类太辣鸡了，除了衰变过程，还没有找到θ粒子和τ粒子的其他区别。B）承认θ粒子和τ粒子就是同一种粒子。这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不成立。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选择了A。为什么呢？我们还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弱相互作用。
自然界中存在着四大基本作用力，分别是分别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前两种我们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学过了，不再赘述。
后两种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所谓强相互作用，就是原子核中把质子和中子束缚在一起的力。《三体》中的武器「水滴」就是运用强相互作用原理制造的。
而质子和中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这种转化就叫做β衰变（β decay），是由弱相互作用导致的。
宇称守恒定律在引力、电磁力、和强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都得到了大量实验印证。科学家们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宇称守恒在弱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也是成立的。
这就好比，唐僧师徒四人一起去过安检，安检员检查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他们都没携带危险品。
还剩一个沙悟净，一脸老实样，安检员心一大，没检查就让他混进去了。这时候，突然有人跳出来说，沙悟净还没查呢！结果仔细一查，发现他带了颗手雷。
李政道和杨振宁就是发现这颗手雷的人。
1956年10月1日，他们发表论文，大胆提出，θ和τ就是同一种粒子。
两者之所以会在发生衰变的过程中产生数量不同的介子，完全是因为互为镜像的粒子在弱力作用下的运动是不对称的。就好像你在篮球场上向东投篮，镜子里的抛物线却是向西的。
论文一经发表，大批科学界泰斗便对。政道和杨振宁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冷嘲热讽。量子力学提出上帝掷骰子就已经很过分了好吗？现在李、杨竟然又说上帝不对称？
李政道和杨振宁深知，要想让新理论站得住脚，就必须要有实验结果的支撑。
于是，他们找到了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请吴健雄帮他们做一个验证实验。
吴健雄利用高强磁场制造出一对自旋方向相反的钴60原子核，相当于这对原子核是镜像对称的。然后观察它们发生β衰变时，电子的飞出方向。
如果弱力作用中，宇称守恒仍然成立，那么两个互为镜像的钴60原子核，发射电子的方向也应该一致。
实验开始之前，很多物理学家都赌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定会被啪啪打脸。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的泡利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个弱左撇子，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
理查德.费曼说，我愿意用一万比1的赌注来赌这个实验不会成功。
瑞士物理学家，195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费利克斯·布洛赫更是夸张地说，如果宇称是不守恒的，我就把自己的帽子吃掉。
1957年1月，吴健雄完成了实验，结果显示，镜像状态下的钴60原子，发生β衰变时，电子飞出的方向并不对称。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用钴60 β衰变时，电子飞出的方向就可以定义绝对的「左、右」，因为不管是在镜子里，还是在镜子外，电子射出的方向与原子核自旋方向形成左手螺旋。
原来上帝真的是个弱左撇子。
不知当年那些打赌的物理学大牛们给钱了没，也不知道布洛赫是不是真的把他的帽子吃了。但我们知道的是，1957年10月，李政道和杨振宁就接到了获得诺奖的通知。
对于很多物理学家而言，从做出贡献，到荣获诺奖，中间等个十几甚至几十年，都是常有的事。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提出新理论后的第二年就获奖了。
这充分证明了，弱力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是一个多么颠覆性的概念。
杨振宁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这样说道：「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既为我的中国根基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杨振宁与李政道却在「谁对诺奖的贡献更大」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诺奖颁奖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排在李政道前面，起初李政道并不同意。
后来还是妻子劝他说，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否则就太丢中国人的脸了。李政道这才勉强答应把杨振宁的名字放在前面。
之后的几年里，杨、李二人的矛盾不断升级。1962年，关系彻底破裂，宣告今后不再合作。
杨振宁甚至形容与李政道的分道扬镳，痛苦程度堪比一次离婚。曾经的一段佳话，终究变成了一场遗憾。
其实，除了宇称不守恒理论，杨振宁还有许多其他学术成果，比如他在1954年和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
有人说，这一理论，足以让杨振宁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伟人比肩。
300多年前，牛顿通过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了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
150多年前，麦克斯韦把电、磁、光三者统一为了电磁场论，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方程组「麦克斯韦方程组」。
100多年前，爱因斯坦用相对论统一了时间和空间。
而杨-米尔斯方程，则统一了自然界中的三大力：强力、弱力、电磁力，就差引力了。
此后，「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也成为了众多诺贝尔奖的摇篮。1979年获得诺奖的电弱统一理论，是建立在杨- 米尔斯理论之上的。
1999年的诺奖，是关于杨- 米尔斯理论的可重正性的。2004年的诺奖，是关于杨- 米尔斯理论的渐近自由的。
2012年，清华大学曾赠给杨振宁一方黑水晶，上面刻了他在物理学领域的 13个重大贡献。黑水晶的四面，分别对应物理学中的四个领域，每一面都刻得满满当当。
1964年，就在杨振宁在学术界熠熠生辉的时候，他选择加入了美国国籍。
父亲杨武之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此前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时，杨武之就曾多次劝他回国报效，结果却等来了儿子加入美籍的消息。
据杨振宁回忆说，父亲直到临终时，都没能原谅他抛乡弃国之罪。杨振宁的这一选择也成为了他日后被无数国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杨振宁当时选择入美籍，背后也有许多无奈。首先，与邓稼先、钱学森等搞应用物理的科学家不同，杨振宁是做理论物理研究的。
对于50、60年代的中国来说，理论物理并不是国家重大需求的方向。国内的科研环境，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学术氛围，都无法跟美国相比。
而一纸中国护照又常常使杨振宁被一些美国尖端科研项目拒之门外。另外，如今已经很少有媒体提及了，杨振宁的发妻杜致礼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国民党名将杜聿明的长女。
当时杜聿明正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杨振宁不可能不考虑回国后，妻子的处境。
很多人都喜欢拿杨振宁和邓稼先作比较，他们是发小，是挚友。邓稼先也曾于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
但于195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邓稼先立刻选择了回国，似乎与杨振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1971年，杨振宁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的身份访华时，他无意间的一个举动，曾拯救邓稼先于水火。
千里共同途1971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之间长达20余年的僵局。
这一年夏天，杨振宁看报纸时，注意到了一条重要新闻：美国公民原本不能去的几个国家中，「中国」这个名字消失了。杨振宁当即决定，回国看一看。
那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杨振宁需要到中国驻巴黎领事馆去办理入境签证。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杨振宁在领事馆一杯茶还没有喝完，签证就已经办好了。
此刻，杨振宁心潮澎湃，他阔别故土已经26年了。
抵达中国后，中方接待人员问杨振宁想见什么人。他写了一份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当时，杨振宁并不知道，他对故友的这份思念之情，竟救了邓稼先。
在10年文革中，邓稼先的二姐因为无休止的批斗，含恨自尽。邓稼先和其他核武器研究人员也被押到了青海基地。
周恩来总理接到杨振宁的名单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招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批斗中救了出来。
故友重逢，杨振宁与邓稼先有说不完的话。离开北京去上海探亲时，是邓稼先将杨振宁送上飞机的。
临别之际，杨振宁再三犹豫，还是问了一个不知道该不该问的问题。
他说「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一愣，然后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但我要再求证一下，你先上飞机。」
第二天晚上，杨振宁在上海参加宴会，饭吃到一半，邓稼先的信被送了进来，信中写着「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激动得泪流满面，不得不暂时离席，进入卫生间平复情绪。多年后，杨振宁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有三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其一，为中国人自己造出原子弹而感到骄傲；其二，为老朋友邓稼先在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激动；第三，后悔自己没能参与到这项工程中去。
邓稼先在那封信的结尾，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直到多年后，杨振宁才真正明白「共同途」三个字的含义。
此后的数十年里，杨振宁频繁访华。1973年7月, 杨振宁第四次访华期间，受到了时任主席毛泽东的接待。
1974年，杨振宁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推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复旦大学签订交流协议。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成立了「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了数百名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深造。
1983年，在杨振宁的建议下，中国开始重视青少年的计算机软件教育。次年，中科大少年班正式开办计算机软件专业。
1996年，杨振宁收到了协助清华大学创建高等研究中心的邀请。从小在清华圆长大的杨振宁，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1966年以后，杨振宁长期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99年1月，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杨振宁正式退休。
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退休仪式，并宣布自此将研究所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2003年，与杨振宁相伴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妻杜致礼因病离世。同一年，81岁的杨振宁决定回国定居。
他回到了清华园，生活在胜因院内的一间二层小楼里，他给这栋小楼取名「归根居」，寓意落叶归根。
网上很多人讽刺杨振宁说，精力旺盛时留在美国，老了干不动了，又看到祖国发展了，才回国养老，这就是想揩油。
但了解杨振宁的人，对这种说法，就是一笑了之。因为几十年来，杨振宁一直致力于为国内高校牵线搭桥、募集资金。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他仅为清华高研院，就累计筹措资金1亿多元。2004年，82岁高龄的杨振宁，还受邀为清华大一新生教了一整个学期的《大学物理》课。
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杨振宁却认为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也自己希望能够带动更多人对物理学的兴趣。
2015年，回国定居12年后，杨振宁换回了中国国籍。
老夫少妻提起杨振宁，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与翁帆的婚姻。杨振宁与翁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
那年汕头大学召开首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杨振宁与妻子杜致礼应邀出席，而负责接待他们的，正是彼时在汕头大学读大一的翁帆。
翁帆优秀的翻译能力和得体的谈吐给杨振宁杜致礼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人还拍下了一张合照。此后，每逢节日，翁帆都会写信向杨振宁夫妇问好。
2003年，杜致礼去世后，杨振宁一度万分悲痛，就像离了群的孤鹤，干什么都是一个人，形只影单。 他常常会翻看过去的老照片，回忆往事。
有一天，杨振宁无意中翻到了那张和翁帆的合影。发现这个灵气的少女，眉眼间竟和年轻的杜致礼有几分神似。
不久后，杨振宁就收到了翁帆的来信，就好像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一般。翁帆得知杜致礼去世的消息后，写信给杨振宁以表慰问。
此时的翁帆也刚刚结束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事业上又不得志，于是重回校园，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研。
一个是82岁失去了发妻的老人，一个是28岁刚从失败婚姻中解脱出来的少妇，两个独孤的灵魂，竟多了不少共同语言。
在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后，2004年2月的一天，翁帆接到了杨振宁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中山大学见面。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有空闲，杨振宁就会忍不住拨打翁帆的电话。
翁帆也渐渐习惯了在课余时间接听杨振宁的电话。一次，翁帆在广州和好友逛街之时，杨振宁又打来了电话，翁帆告诉他自己正在逛街。
而身旁的好友也知道翁帆常常与杨教授联系，便打趣地说：「杨教授是不是喜欢上你了，不然一位殿堂级的物理学家，干什么天天给你打电话呀！」翁帆一旁羞得满脸通红。
2004年5月，杨振宁邀翁帆一起去香港石澳游玩。那天下着雨，石澳村通向海边有一段很陡的路，为安全着想，两人很自然地拉起了手。此后，这双手就再也没有放开。
2004年12月24日上午，杨振宁和翁帆领取了结婚证。两人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惊雷，震动了整个华人世界。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结婚时，杨振宁最小的女儿都43岁了，比翁帆还大了15岁。而翁帆的父亲比杨振宁还小21岁。
这段感情在世人眼中成了一桩交易：男人图晚年有人照顾，女人图钱财和名气，双方不过是各取所需。
结婚消息刚传出来的那段时间，翁帆的手机都快被记者打爆了，但她的心理素质却很好，手机关机，美美地睡了个午觉。
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杨振宁已过百岁，但他和翁帆依然恩爱如初。无论走到哪里，两人的双手都是十指相扣。
杨振宁曾经说过：「我的年龄很大，但是给翁帆该有的浪漫我都不会少。」2011年，翁帆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她读博期间，下班后的杨振宁经常等她下课，然后两人携手悠悠地走在清华校园的小道上。一边走，杨振宁有时还会给翁帆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翁帆的父母对这段婚姻也是表示支持的。父亲翁云光，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小帆愿意为照顾杨教授的晚年做出牺牲，这是一种美德，也是光荣！」
不过，翁帆并不认为在这段婚姻中，她是牺牲的那一个。
翁帆说，杨振宁更像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为她打造了一座象牙塔中的象牙塔。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杨振宁给了她一个单纯的世界。
而杨振宁则形容翁帆是「上帝给予他的最后的礼物」。
2017年，一则所谓「杨振宁遗产分配曝光」的消息被传的沸沸扬扬。大意是说，杨振宁百年后，他与前妻所生的三儿一女将获得他所有的现金资产，翁帆只拥有清华园别墅的使用权。
注意了，是使用权，不是产权，产权还是归大学所有。
这则消息引来了无数网友对杨振宁的谩骂，说「人家小姑娘照顾了你一个糟老头，这么多年，你什么都不留给人家，太渣男了！」
可我相信，如果传出的遗产分配方案是翁帆得到了大部分钱财，同一批网友又会骂翁帆是「多年心机用尽，终于得偿所愿」。
其实稍微一推敲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遗产分配方案根本是谣言。网上找不到任何从杨振宁一方流出的正式文件。最初，报道这则新闻的就是一些娱乐八卦账号。
随后，「北京时间」联系到了杨振宁的助理，助理表示此事完全就是胡说八道。
令人感到心酸的是，科学家似乎只有在深陷绯闻之时，才会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我们看不懂他令人仰视的成就，只能俯视他和人性接近的地方。这是悲哀，也是无可奈何。
而纵观杨振宁的一生，你很难不感到心潮澎湃。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数学家，给他天赋，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学习环境。
但他青年时所处的大时代又是动荡不安的，抗日战争、西南联大，庚子赔款、留学美国，他每一步都踩在了历史的脉搏上，于战火中守着一方书桌。
后来，斩获中国人第一个诺奖，又两次更改国籍。情感经历上，从年轻时，餐厅偶遇杜致礼，到年迈时，迎娶少妻翁帆，一切都像是命运使然。
怪不得晚年的杨振宁会感慨说「造物者是存在的，世间的一切都不是偶然。」
2021年9月22日，99周岁的杨振宁发表了他的百岁生日演讲，再次提到了已去世的昔日挚友邓稼先。
他说「稼先，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可很自信地跟你说，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这50年也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的。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对于杨振宁，人们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的，要么贬低他到尘埃，要么夸大其词捧他到云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这张照片。
很多媒体都说，这是《自然》杂志在2000年，评选出的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20位物理学家，杨振宁位列其中。
但事实上，《自然》杂志根本没有搞过这样的评选。这就是一本美国中学物理教育期刊《物理教师》为了庆祝2005年世界物理年，发行的一套印着54位物理学家照片的纪念卡罢了。
要我说，杨振宁的科学成就真的是用不着被吹嘘，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至于私生活，不可否认杨振宁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面临重大选择时，也会有情绪甚至私心，这都无可厚非，但他在科学道路上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身前站着许多前辈，身后也将会有更多后辈缓缓走来。正是因为这些前仆后继的科学工作者，人类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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